前言
在电视剧《长征大会师》中，由毛主席大义灭亲的这样一个情节：毛主席妻子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在长征中因饥饿难耐，跑到喇叭庙，偷拿了100多个铜板，毛主席得知后，心里十分矛盾，但最后还是决定按照军纪处置，亲自下令枪毙贺敏仁。
可在历史上，事实真的如此吗？
毛主席和贺子珍相恋
1927年10月6日，毛主席和袁文才在江西宁冈县东源乡大仓村一户姓林的人家中第一次会见。
毛主席在来到井冈山的时候，只带了五、六个革命军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衣着很不争气，有穿国民党军服的，有穿中山服的。而毛主席穿的则是一身灰布中山装，也十分破旧，因长途行军，他的脚被磨伤，化脓了，走起路来便显得十分别扭。
那时，毛主席走在最前面，兴奋地同袁文才等人握手，然后把自己身后的战友一一介绍给了袁文才。
袁文才也同样将前来迎接的山上要人逐个介绍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同见面的每个人都握手问好。
当毛主席见到贺子珍时，他感到十分惊讶，他没想到的是，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还有一个年轻俊秀的姑娘。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主席爽朗的笑了起来：我还以为她是哪个同志的家属呢！
袁文才也笑道：你别看她只有17岁，去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算老革命了。
此时的贺子珍却满脸胀得通红，不知说什么才好，毛主席见状，赶忙迎了上去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这便是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初识。
因两人常常在一起工作，渐渐地，毛主席和贺子珍之间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在工作中，毛主席很快发现，贺子珍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而且善于鼓动人心，还写得一手好字，字如其人，一手毛笔字写得娟秀端庄。尤其使毛主席羡慕的是，贺子珍工作起来风风火火，洋溢着一股泼辣利落的劲头，坐下来则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姑娘。
无疑，这种气质深深地吸引着毛主席，而贺子珍亦是如此。
自毛主席来到井冈山，她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想不通，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时，总喜欢去征求他的意见，请他帮助出出主意，毛主席对贺子珍的帮助也十分热心和真诚。
在这些接触中，贺子珍的感情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每当来到毛主席身边时，他就感到增添了勇气和力量，有了毛主席的指点和帮助，他就觉得自己成熟了很多，她也十分希望可以一直留在毛主席身边工作。
1928年2月下旬，毛主席打算把1927年冬天在宁冈和永新两县所作的社会调查，整理成调查报告，于是，他便请贺子珍当助手，一个整理，一个抄写，整整忙了好几天，整理出足有一寸厚毛边的调查报告。
在象牙庵整理这份调查报告的锐利，毛主席和贺子珍进一步产生了爱情，他们二人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到田里去抓泥鳅，上山去捡松菇采蕨菜，回来一个烧火，一个煮菜，渐渐地他们二人的感情愈发浓烈。
就这样，他们二人顺理成章地结婚了，就在他们结婚时，彼此也没有互赠贵重的纪念品。
贺子珍只是送给毛主席一只多用挎包，这个挎包是贺子珍用了12天的时间日夜为毛主席特别缝制的。
毛主席看到后十分高兴，赞赏贺子珍既心灵手巧又善解人意，情不自禁地同贺子珍说：好，我的传家宝（文房四宝）可以装放携带了。
这个挎包也成了毛主席和贺子珍之间纯真感情的见证，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这个挎包跟随毛主席跋山涉水，形影不离。
毛主席和贺子珍在婚后不久，由于毛主席记挂红军在永新农村帮助分田的事，就带着贺子珍一道来到永新的塘边村，他们的蜜月是在这里度过的。
不久后，他们有过一次分别，那是1928年八月失败后，中共湘赣边界特为根据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受挫的困难处境，决定由毛主席率一个营的兵力去桂东迎接主力。
当时毛主席正率第31团和地方武装在永新同敌人作战，接到指示后，他便准备出发。
临行前，毛主席满怀信心的对贺子珍说：等我把大部队接回来，就给你写信，你再回井冈山来。
很快，毛主席迎接主力大队回到井冈山，他很惦记贺子珍，第二天便给贺子珍写了一封信，要贺子珍马上上井冈山。
小别重逢，加上胜利归来，毛主席虽鞍马劳顿，有些憔悴，但还是满面笑容，他详细询问了贺子珍在他走后所做的工作。
贺子珍听到毛主席的询问一一讲述了一遍，毛主席听后十分高兴的说：你进步了，独立工作的能力比过去强了。
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后，同毛主席住在茅坪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他们在那里一起工作、生活，而她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当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
贺子珍在参加革命后，过惯了枪林弹雨的生活，个性极其要强，现在她的工作性质一下子变了，成天待在屋子里保管、整理文件，这让她感到是分外别扭。
刚开始的时候，她十分生气，有时还会同毛主席闹别扭，毛主席自然是知道贺子珍的心思的，便耐心的同她讲：你好不懂事，你知道这个有多重要吗？我们同中央的联系，中央对我们的指示，上传下达，都要通过你，你把秘书工作做好了，不光是对我工作的支持，也是对特委、前委的支持！
毛主席注视着妻子略带愠色的脸，听了听，又轻声的说：再说，我也离不开你呀！
毛主席真诚的话语，让盒子真的心动了，尽管仍带着一些情绪，但她还是默默地上任了，而且尽心尽职的工作着。
贺子珍受伤，毛主席落泪
毛主席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贺子珍曾说：他的性格有豁达爽朗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
正因如此，贺子珍才感到无比幸福，在井冈山时期，贺子珍在生活上给了毛主席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工作上也给了他竭尽全力的支持和帮助。
在井冈山时，要看到报纸并不容易，贺子珍担任毛主席秘书后，就煞费苦心地搞到尽量多的报纸供毛主席阅读，并把搜集报纸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
毛主席看报看得十分仔细，对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他就会在上面打个记号，贺子珍等别人传阅完后，她就会把有记号的文章剪下来，然后贴到其他本子上，分类收藏起来，以备随时翻阅。
有时，毛主席特别忙，或有事外出，没有看报，贺子珍就把新到的报纸仔细看一遍，把那些她认为重要的圈出来，供毛主席阅读时参考。
在井冈山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毛主席和贺子珍同所有战士一样，分一点伙食、吃一样的饭菜。
毛主席日夜操劳，伙食有差，身体瘦了许多，贺子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此，她把警卫员和勤务员召集来，叫大家想办法出主意，改善毛主席的生活，随后，她又亲自下田，不是摸田螺，就是捉鱼虾，使毛主席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也可以尝到荤腥，毛主席很爱吃辣椒，贺子珍就时常从老乡那里买来一些。
到了 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底，毛主席一直转战赣南、闽西和广东，一天，他对贺子珍说：子珍，如今战斗频繁，你不用跟着我转来转去了，现在有点条件了，你去学习一下吧！
贺子珍听到后十分高兴，这一直都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就这样，贺子珍进入了福建上杭的师范学校。
只是，贺子珍在那里读书仅一年，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她也再一次回到前委，回到毛主席身边，跟随毛主席进行反围剿战斗。
在第三次反围剿的一次战斗中，贺子珍受了一次伤，当时一颗炸弹在贺子珍和曾碧漪的身边爆炸，两人瞬间失去知觉，等她们再次苏醒过来赶上队伍，已经是第二天黎明了。
毛主席看到贺子珍和曾碧漪平安归来，心里又惊又喜，诙谐地说道：
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你们被炸死了，我打算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你们这是人回来了呢？还是鬼回来了？
在场的人听到后，都哈哈大笑了起来，贺子珍说：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平安回来了。
事后，毛主席又对贺子珍说：我还以为这回连你的尸首也找不回来了，敌人要是认出这是我老婆，还不拿你的人头去领赏呀！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贺子珍就是中央批准的红一方面军随队出发的30多名女同志之一。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担负的工作任务越发繁重，当时贺子珍已不再担任毛主席的秘书，但为了照顾毛主席，保证他集中精力指挥红军，她总是默默地去做她能做的一切。
每当队伍宿营时，贺子珍就会来到毛主席的驻地，帮他抄写、整理文件电报，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毛主席办公的地方，有时连门板都借不到，只好用两个铁皮文件箱摞起来，铺上一条毛毯，就权当办公桌了。
贺子珍帮毛主席抄写东西，要想找个桌子，就更困难了，她经常坐在石头上或小板凳上，用膝盖当桌子工作。
当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盘县时，贺子珍所在的总卫生部休养连遭到敌机袭击，为了掩护在攻打遵义时受伤的一位师政委，贺子珍的头部、背部多次受伤，生命垂危。
长征路上医疗条件极差，不能做手术，嵌进骨头和肌肉中的弹片无法取出，伤口虽然经过包扎，但仍流血不止。
当毛主席得知此事时，正在指挥红军强渡赤水河，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迂回周旋，一刻也不能离开。
面对贺子珍受伤，毛主席果断下令：
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药医治，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
到了第三天，毛主席终于抽出时间，飞马来到探望，他快步走到贺子珍的担架前，弯着腰仔细查看贺子珍的伤势。
当毛主席看到贺子珍的头部、脖子上和身上缠满了雪白的绷带，脸色显得更加苍白了，毛主席难过地拉着贺子珍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
贺子珍看到毛主席来了，虚弱的说：我不能工作，还要别人抬着，心里很不安，我跟连里说了，不要抬我了，把我放在老乡家，等伤养好了，我会去找你们的。
毛主席听着贺子珍的话，眼眶不禁红了起来，他赶忙给贺子珍拉好被子，劝慰道：你不要想那么多，会治好的。绝不会把你留下，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你安心的休息吧。说完，毛主席背过身去，用手擦拭了眼角的泪水。
就这样，贺子珍在毛主席的关心和战友们的帮助下，身体康复得也十分顺利。
贺子珍胞弟被枪毙，毛主席：他还未满18岁，可以再教育好的
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从未因为毛主席的地位觉得自己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红军战士中最普通的一员。
而在红军长征队伍中，也有贺子珍最为疼爱的弟弟贺敏仁，他在黄公略的麾下当一名普通战士，虽然毛主席是他的姐夫，但却从未给过他任何优待，就连接触都是少之又少的。
贺敏仁与姐姐贺子珍一样，长得十分标致，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就是有些自由散漫，还有点骄傲自大，这其中不缺乏他因为自己的姐姐是毛主席的妻子，而觉得身份高人一等的原因，所以他周围的人相处得并不是很好。
长征时，贺敏仁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因年纪小，政治觉悟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总爱发牢骚。
1935年，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命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
这时，突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叭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
在得到这一消息后，师部直接就将贺敏学绑了起来，要把他就地正法。
可贺敏仁得知是为何后，赶忙说自己是冤枉的，表示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
原来，在来到毛儿盖后，红军战士们原本打算在这里进行休整，补充一下体力，可毛儿盖太贫瘠，连野菜都没有，很多红军战士都饿得不行，这其中就包括贺敏仁。
贺敏仁因饿得受不了，便开始四处找吃的，他听有人说山上有座喇叭庙，便谁也没告诉，偷偷跑上山找喇叭庙。
来到喇叭庙之后，贺敏仁就看到喇叭庙内四处狼藉，什么也没有，找了许久，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发现地上有很多铜板，他便捡了起来，想着去山下买些吃的，捡完后，贺敏仁仔细数了数发现有100多枚铜板。
就当他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饥饿之间纠结时，肚子再一次咕咕作响，最后，饥饿战胜了他，与此同时，贺敏仁想这钱既不是自己偷的，也不是自己抢的，而是捡来的，即便被人知道，大不了就是挨几句批评嘛！
可让贺敏仁没想到的是，在他捡钱的过程中，被一名红军战士看到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自己会为自己捡来的100个铜板，丢掉性命。
当贺敏仁得知自己要枪毙的时候，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给姐姐贺子珍写一封信，反映这个情况，救他一命。
但这封信还没来得及写，当时那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主张给毛主席发个电报，报告此事，等批复后再执行，那时发电报是件很麻烦的而是情，要先给电池充上电才能发电报，有时充电不足 还发不出去，总之，发这份电报，延误了些时间。
最后，师部政委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结果，等军委的电报回来，指示要缓期执行时，贺敏仁已经被枪毙了。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流言四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也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子珍和毛主席。
贺子珍在得知此事后，十分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借此事同她和毛主席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
但最后贺子珍还是客观地对此事进行了分析，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1000个银元，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在那时，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个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只有一个小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地方安放。
同他一起的战士和贺子珍反映，贺敏仁只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
可见，对他有意见的人是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便采取了行动。
在枪毙前，贺敏仁还哭喊着：冤枉呀，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而不是千多个银元，欲望呀，大哥大姐，你们在哪儿！
很快，贺子珍就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主席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贺子珍态度十分平静，她说：
我们一家革命，小妹仙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主席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地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可是弟弟的死，贺子珍又怎么能不难过呢？
1937年盛夏的一天，毛主席外出开会，贺子珍只身一人在屋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警卫员看到贺子珍这样，很想进屋问个明白，但每当他开口，贺子珍就直摆手。
直到晚饭时，毛主席回到家，一进家门，便看到贺子珍的眼眶红红的，便关心的问道：子珍，你眼睛红润润的，为了啥事伤心喽？
贺子珍低着头，好久没有说话，毛主席点燃一根香烟，走近贺子珍，看到她疲倦的面容，又问：今天你到底又为了啥事伤心呢 ？快说出来给我听听行吗？
贺子珍猛地一下站了起来，慢吞吞的说：润之，你我两家人为革命甘愿献出生命，我的小妹被敌人杀害，这些我都没什么，可万万没想到小弟贺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今天正是他离开人世的两周年，咋不叫我伤心流泪呢？
毛主席面色一沉，取出手绢，忙帮贺子珍擦拭眼泪，然后，声音低沉地喊：警卫员，给我倒杯白酒！
毛主席就端端正正地坐在餐桌旁，对递酒的警卫员说：子珍的一家为革命奔波操劳，，所以她的幺弟贺敏仁自幼寄居在舅舅家中长大，小学毕业后，他刚十三四岁，便追随他姐姐和我参加了革命......
毛主席的眼泪也不禁掉在了衣襟上，他端起酒杯，慢慢地向地上撒去，声音颤抖着说：百十个铜板就值那么1银元，为何要夸大到1000倍呢？他还未满18岁呀，可以再教好的！
说着毛主席转过身子，安慰贺子珍：
子珍，小弟死得有点冤枉，我也很难受，但正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小弟，也就没必要去追究那些伤心事，即使是有人夸大事实冤枉小弟，还是向前看得好，因为当时是战争环境，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应该用红军铁的纪律来要求军人。
贺子珍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听毛主席一说，她便将此事放在了心里，因为作为一名革命者应以国事为重，不能过分纠缠于伤心事。
于是，贺子珍擦干眼泪，抹去悲伤，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人民解放事业中去了......
